书摘|镁光灯下的皇帝:大众媒体制造了威廉二世?

2018-05-23 16:08 来源:www.gddj9999.com
  本文节选自《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作者:[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译者:盖之珉,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并不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在当年代表了一个真正的传奇,威廉是一位“媒体君王”。我们看到威廉甚至在即位之前就发现自己因为与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关系而身陷beplay体育龙卷风的风眼。早前,威廉就因自己父亲病重去世的消息与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摩擦。1887年11月,他前往齐里奥别墅看望卧床不起的弗里德里希,别墅没有足够的客房,他不得不住在对面的维多利亚大酒店里。在此期间,他遭到了beplay体育记者的尾随窥探,这些人还在病房外架设了望远镜;其中一些记者还从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口中挖出了不少保密信息。“即使在我父亲去世当天,当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威廉回忆道,“在他过世的那个房间里我还是发现了一名由莫雷尔介绍来的维也纳记者。他跑出去时可比进来的时候快多了。”   因此,威廉很早就认识到beplay体育无孔不入的威力;的确,他这一生中常常高估beplay体育的反思和引导舆论的能力。正如我们所见,他对自身代表舆论以及向公众宣传的能力抱有信念,这一信念是威廉关于一名成功君主概念的核心所在,只有通过贪婪地浏览国家beplay体育,他才能随时与撼动国家根基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拾起了在社会政策、国防、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等领域推行一些举措的冲动。他向大臣传达命令或提出建议时,常常是从日常报纸上剪下相关文章并辅以注释—难怪那些试图影响他的人这么关注他桌面上变动的beplay体育剪报量。在俾斯麦及其之前的普鲁士政府时期,威廉有时会亲自介入“纠正”那些他认为会损害到自己或政府利益的beplay体育评论。威廉还对描述自己人的beplay体育措辞极端敏感。正如宫廷典礼官罗伯特·冯·策德利茨–特吕奇勒伯爵在1904年所言,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对媒体是多么敏感啊。……当别人向他报告或者当他阅读了那些关于他生活上的无害的错误和谎言时,他都会感到烦恼。”威廉不仅对报纸上的批评反应过激,还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关注—迅速挑选制服来换装以配合特定的场合、那精心“梳理”的著名胡子、在公开仪式上过于做作庄重的表情,种种表现都反映了他的这些顾虑。对外表形象的过分在意甚至发展到了对皇后事无巨细地管理:正如澳大利亚文化历史学家朱丽叶·皮尔斯所言,威廉不但为皇后的服装、独特的珠宝首饰和华丽夸张的帽子提供设计方案,还迫使她通过节食、药物和紧身衣等方式以保持如沙漏般玲珑有致的身材。这种公认的对时髦形象的关注,不该被当作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鉴于威廉和其他许多同时代人对快速增长的beplay体育媒体力量的设想,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也反映了1890年俾斯麦离职后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公众之中易受攻击的处境,以及媒体评论他这位君主时使用的越来越不敬且具有危害性的语气。正如一名旁观者注意到的,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公众信息没有限制的时代,那时的舆论中布满无数的线路,在铃声响起时,人们必然已经形成了对这声调的判断”。由于对媒体不加控制,后俾斯麦时代见证了德意志帝国高度分化且迅速扩张的媒体批评力量的兴起。的确,鉴于这些年来报纸及其读者数量的迅猛增长,认为“媒体革命”一部分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一部分是受由日益激烈的政治出版物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不羁动力驱使,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很合理的。正如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所指出的,威廉时代的记者使用的“语言比那个时代的其他特征更开放、更尖锐,有些时候更激进”。在这个日益失去管控的环境中,媒体不再受政府驱使,而成为一股日益崛起的独立力量。但威廉本人必须为关于其个人的报刊评论氛围迅速降温承担主要责任;在他统治的前20年间,他不断积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却往往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霍亨索伦家族中从未有过像威廉二世这样频繁且直接地向其治下的众多臣民做公开发言的君王。他的叔祖父腓特烈·威廉四世是第一个在1840年效忠宣誓仪式期间公开发表即兴演讲的普鲁士国王。在这种场合,随从们震惊于他居然即兴向王宫广场上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发表了民选致辞。但自此之后,几乎再没有过这样的试验。威廉的祖父很少公开讲话,而他的父亲尽管能说会道,但在俾斯麦当政时无缘公开发挥作用,而等到他即位时,他的嗓子实际上已经哑了。相比之下,威廉对德意志帝国公众连续不断地发表公开演讲。比如,在1897年1月~1902年12月这6年时间里威廉至少出访233 次,至少驾临了123 个德意志的村镇和城市,在大多数地方都发表了演说,当地和全国性媒体随后发表并讨论了这些演说内容。   至少到1908 年为止,威廉并没有专业作家为他准备现成的演说内容。政府内阁成员忙于搜集素材、为特殊场合准备发言文本,有时会把最终印刷出的版本粘贴到一块木质的阅读板上,在需要时递给君王查看,但他们大多是做了无用功—威廉更喜欢自主发言。他的父亲与他相反,在王储时期常常在演讲前准备好讲稿,然后反复修改,威廉却很少提前准备他的演讲内容。威廉将演讲有意识地表现为即兴直接的交流行为,这可能正像同时代一名“受到鼓舞”的记者对此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威廉从头到尾几乎都没有停顿,只有当他正在思考时,你才可以看到他额头上出现皱纹,随后他会放眼远方,直到找到可以接上早已说完的内容并自然且富有逻辑地延续下去的说辞。然而,一旦他找到了衔接的思路,演讲就会不中断而重新开始,直到结束的那一刻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文化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茨曾见识过威廉的演讲,他以同样的笔触描述了威廉“饱满洪亮的声音”“格外生动的面部表情变化”和“逐步升级到身体极限的手势”。“威廉,”兰普雷茨写道,“从头到尾都变成了一名演说家。”之后,威廉以这样的表演技术水平展现了对公开话语的一定掌控力。相比之下,他公开发表的内容则往往漏洞百出。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那时的历史学家还是同时代人,他们都认为威廉所说的话比他所做的和所导致的事情对其作为君王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要更大、更实在。   这一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威廉以直接的、不假思索的方式吐露出自己当时抱有的成见。例如,1890 年11 月,在波茨坦警卫新兵队宣誓就职之际,威廉打破惯例发表了一场个人演说,其中他提到“一种作对、叛逆和造反的精神”正在这个国家中散播,他警告军队永远不要“听信骗子和煽动者”,因为“他们现在听命于他,如果他下令让他们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开火,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这么做”。威廉对于这类主题10 年来周而复始的强调,反映出他对皇帝权威的深刻不安—正如1901 年驻柏林荷兰大使的报告所言,他认为“人民对政府的尊重自威廉一世去世后就日渐降低……”但1890 年颇具争议的评价也反映了这类忧虑在当时颇为普遍。正如我们所见,以那年选举的选票定输赢的话,社会民主党是以最成功的德意志帝国政党身份诞生的。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会投票给社会民主党,这一阶层的应征入伍者也不少,因而也有对于军队的政治可靠性的担忧。这不仅对战前时代的军事政策制定者是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领袖阶层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通过输送无产阶级的新兵从而逐渐染“红”军政队伍是德意志社会未来变革的关键。   政府内阁成功地将删节版演说分送给媒体,从而避免了这些话语可能引发的民愤。有意思的是,瓦德西伯爵对威廉面向新兵发表的演说甚是不满,不是因为演说太粗鲁无礼,而是因为他认为对任何一名指挥官来说,暗示普鲁士士兵会考虑违背指令,都是极为愚蠢的。这些言辞的政治问题大概并不在于言语本身,而多在于演讲者本人。威廉可能觉得作为最高统帅,以及一名在与波茨坦警卫团的长期关系中一直身着制服的军事官员,他都有权且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奠定军营训练场的基调。但作为威廉的副官,卡尔·冯·韦德尔发现这种直接参与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君王过于“屈尊纡贵”,“亲力亲为了太多管理军官该做的事情”。纵观威廉整个统治时期,他将一直承受着这种身份冲突带来的负担。观众群体不同及其期望的多样性,也是威廉每一场演说中更为严重的一大问题。比如,1891 年年初,他对一大群莱茵实业家说“德国有且只有一个统治者—就是我”;这句话旨在警告和贬损俾斯麦—俾斯麦在莱茵的制造业圈子里有诸多支持者,但也无意中冒犯了那些把这种表现看作轻视联邦王公尊严的人。事实上,威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得不处理与某些特定的选区之间复杂又无可替代的关系。每年在勃兰登堡饮食年度宴会上讲话之时,为了显示他的王朝与其故乡之间独特的历史渊源,他常常自称“侯爵”(Margrave)。这是一种无害的(但有点儿装腔作势的)姿态,在保守派云集且占大部分的勃兰登堡宴会上这一套很吃得开,但南部的德意志人在第二天的每日beplay体育中读到这样的公开演讲稿,就感到不快了。奥伊伦堡在1892 年3 月的一封信中向威廉阐述了这个问题:   陛下雄辩的口才和风度气场令听众和观众都深深着迷,在陛下演讲后勃兰登堡的气氛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经过德意志教授的冷静评估,演讲内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巴伐利亚,当陛下以“侯爵”的身份发言时,人们“极度担忧”,“侯爵的话语”又以所谓的君王之言被印刷在《帝国日报》上。帝国的臣民希望在《帝国日报》上听到帝王之言—他们不关心腓特烈大帝(人们都十分清楚,他将巴伐利亚称作“动物居住的天堂”,诸如此类);他们也不关心罗斯巴赫和洛伊滕。   记者和普罗大众很容易将威廉的言论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挂钩,因而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把威廉拖入了两党辩论时的是非之地。每日政治beplay体育经常引用君王演讲内容中支持某些特定党派观点的片断。1892 年2 月,威廉在一次演讲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批评挑剔政府所作所为”的“愤青”,他的话语原本只是对党派纷争的普通谴责,却被自由主义和天主教媒体广泛解读为中央党对备受争议的教育法案进行背书(见第3 章)。据说就是威廉进行的党派干预引发了公众如此激烈的反响。其所致的不满情绪对党派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卡普里维发现,就在勃兰登堡演讲后的短短几日后,普鲁士议会代表就撤回了之前承诺给予柏林修建一座新大教堂的一千万马克的建设资金。   换言之,我们不该低估君王演讲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由于受众的多样化及其对演讲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威廉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与其身份及对自身诸多期望所匹配并普遍适用于各种场合的措辞。然而,不得不说威廉尤其不适合其职务所需的交际。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用清醒、谨慎的措辞来表达观点,而熟悉政治的公众显然期待听到威廉用这样的方式演讲。他在许多公开演讲中洪亮而主观的语气声调似乎就是为了吸引那些评论者来分析演讲者的人格。(因此,路德维希·克维德所著的《卡利古拉》才得以凭借辛辣讽刺大获成功;这本畅销书重印过34 次,没有过多关注君王在政府方面的行为,而是在其所谓的人格变化方面用了大量笔墨。)   威廉那些更为华丽的演说犹如19 世纪的历史画卷:它带有沉重的象征意义,在全然的黑暗中,狂风暴雨与救赎的光束交错,还有穿插在每日琐碎冲突之中的崇高形象。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美化”君主制,激发人们认同类似君主超然至上的观点,以便统治其民众。其核心主题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源远流长以及其统治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的双重使命。有一种观点强调君主制是帝国团结统一的最终保证,也许这能够调和“历史、宗教和经济上的对立”。最后,天赋君权的维度作为主题贯穿了他在位时期所有的演讲。1907 年9 月,他在梅默尔(克莱佩达)市议会厅发表演说时,敦促他的观众记住,是“神圣的上帝之手”推动了德意志人民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成就。“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为我们准备些许伟大的命运,那么上帝也不会给我们的人民赋予如此优秀的特质和能力。”比起那些读到威廉演讲内容的人,威廉的演讲常常留给那些现场听众明显更好的印象。这些可能是通过演讲者的外观和信念以及肃穆的现场场面传达的。观众小酌几杯之后的状态大概亦有助益。但经过冷冰冰的转载,即使是在经过大量编辑工作之后呈现出来,这些演讲依旧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它们看上去浮夸过度、狂妄自大、华而不实。正如荷尔斯泰因所言,它们“用力过猛,却搞错了目标”。威廉精心准备出来的演讲形象和措辞常常与报纸上所展现出的大相径庭。例如,当他宣称自己不会容忍“悲观主义者”(“我不想自寻烦恼!”)时,杂志《傻大哥》(专注追踪威廉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媒体)将一整个版面都贡献给了“悲观主义”。1898 年在中东之旅途中,威廉于耶路撒冷发表了一场演说后,《傻大哥》刊登了一首嘲讽君主的妄想症的诗歌,讽刺了其演说内容,其中包含了以下诗节:   你使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自豪满溢;   同样各各他山也是如此,   从十字架上曾听到的箴言   成了今天你首创的言辞。   1892 年,威廉在勃兰登堡饮食宴会的演讲中庄重承诺,他将带领勃兰登堡人“走向辉煌”;这句话很快被广泛引用,反复出现在大量不同的讽喻出版物上。到了1913 年,《傻大哥》刊登了一幅卡通漫画,展现了德意志人“米歇尔”作为稚童信任地握着一个唐吉诃德式人物的手,从背影看得出这是威廉。在他们的面前立着承载着传奇的路标:“走向辉煌。”孩童问道:“还会很远吗,爸爸?”直观的漫画确实在批判德意志君王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正如约斯特·雷本蒂施所指出的,1904 年第一幅深切嘲讽威廉的漫画发表未遭到政府压制之后,俨然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越发激进的直观讽刺作品纷纷出现。1906 年,威廉二世成了整个帝国受到讥讽最多的人。   无论是威廉一世还是俾斯麦,都不曾受到如此无礼的嘲讽(虽然我们从腓特烈·威廉四世1848 年前后的革命时期关于违禁品走私问题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也有过类似遭遇)。威廉统治时期大量施行了诸如取缔期刊发行号、监禁或起诉作者及编辑等合法制裁手段来治其“大不敬”之罪,但由于这些制裁常常会让受迫害的记者成为国家名人并被大肆曝光,因而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个是阻止皇帝本人说话。“我真希望,”1892 年2 月威廉的母亲惊呼道,“在他所有进行公开演讲的场合都能往他的嘴巴上挂一把锁。”让威廉完全闭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可以寄希望于“妥善塑造”他的公开形象,防止他在各种庆典活动上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讲(比如勃兰登堡年度饮食晚宴上那场!),在这类场合他可能表现得不庄重。荷尔斯泰因、奥伊伦堡和霍恩洛厄做出的几次尝试偶有成功。这样至少可以让威廉意识到他对自身及政府造成的伤害。例如,1891 年5 月,此前一直隐瞒此类事项的首相府眼下直接把与一场有争议的演讲相关的beplay体育剪报递送给了威廉,上面还有红色笔迹画出的最为关键的段落。作为威廉信赖的挚友及支持者,菲利普·奥伊伦堡也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警告。1891 年11 月,当有人请求威廉在慕尼黑市的官方访客簿上添上一笔时,威廉题写道“君之所望即为王法”。奥伊伦堡在给威廉的信中说:   我无权过问陛下为何写下这些字句,但我如果不在这封信笺上写下此事在南德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我就犯了怯懦的不公之罪,因为陛下就将我派驻南德,时刻关注那里(奥伊伦堡当时是普鲁士驻慕尼黑大使)。首先,这一内容造成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因为人们察觉到了(皇帝)将个人王权意志凌驾于巴伐利亚人的意愿之上(的迹象)。陛下的言论无一例外地冒犯了各方人士,这样的言论似乎完全被人以极为令人羞耻的方式用来对付您—我的陛下。   威廉非常难以忍受媒体的直接批评,这使得他的臣下寄希望于通过向他大量提供负面反馈来促使他采用较为缓和的语气。1892 年3 月末,在威廉于勃兰登堡饮食宴会上发表了那一通不合时宜的演说大约一个月后,赫尔多夫– 贝德拉伯爵报告说威廉在读了beplay体育剪报后夜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看上去神色沮丧憔悴。“我本打算郑重地恳请他谨慎对待毫无意义的演讲之类的事务。—但我觉得他很可怜,我敢肯定他一定已经无比自责了,……我实在不想说什么重话了。”但这种事的影响效果是很短暂的。一旦平复了最初的冲击,君王会渐渐自我膨胀,恢复夸夸其谈的作风。以他一贯混乱不堪的方式,威廉将所有企图减少他公开发言的行为视作对其言论自由的剥夺,而这是他最卑微的臣民也享有的权利。   至少直到1908 年,君王似乎都无意或者无力约束自己,政府和法院官员也在试图控制君王的言论以各种形式向公众更广泛地传播。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在1890 年11 月的新兵宣誓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其内容在经过严格编辑修改后才被报道传播出来。我们现今看到的很多威廉演讲的印刷版本在发布前的确都是经过修正的。由政府官员当场做出的演讲速记记录在被批准公开出版前会经由政府内阁审查。在预计威廉会发言的情况下,威廉的幕僚随从会指示在场记者为照顾公众接受度而淡化某些内容,或者甚至提供一份删减了更多令人难堪的段落的官方版本。   对于官员们而言,幸运的是,许多记者和编辑都乐于为君王的失言造成的危害止损。编辑们常常将自己的记者对君王演讲的速记记录递交给内阁行政长官,因而长官得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动;有时,beplay体育编辑还会自己主动修改其内容。例如在1907 年9 月,威廉在泰克伦堡的一场歌颂德意志帝国美德和力量的庆典活动中发表了一场演说,以“德意志雄鹰将再度在欧洲上空展翅翱翔”做结。在演讲过后举行的会议上,出席的记者一致同意将“在欧洲上空”几个字从德意志媒体公开发表的文本内容中删除。政府内阁后来发布的版本则使用了“在(德意志)帝国上空”这样的字眼。   当然,按照这种路线实行的媒体政策,本身就漏洞百出,因为这是基于假设记者会恪守与宫廷官员之间的“君子协定”的前提之上的。而事实上,他们常常会违背这样的约定,敏感材料首先被递送给海外的德语报纸,如维也纳的《异闻报》,随后德意志媒体再进行转载。无论如何,威廉如此频繁出游,又在这么多的不同地点场合发表演说,想控制其内容不散播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段插曲尤其戏剧化地展现了其间的困难。1900 年7 月27 日,时值德意志远征军即将在不来梅港口登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威廉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自此成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在发表演讲的那天清晨,威廉已经在港口检查过了三艘军用战舰。下午1 点时,三艘战舰上的船员齐聚“哈雷”号的甲板,聆听君王的圣言。君王敦促他们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军纪和勇气的榜样,同时告诫了他们在中国将面临的危险;演讲内容还包括了以下段落:   当你们面对敌人时,狠狠打倒他;不要心慈手软,留下活口。像一千年前的匈奴人……那样名留青史,他们的盛名今日也依旧响亮,所以让德意志帝国之名在中国也如此威风吧,这样一来,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名德意志人。   威廉的演讲还在进行之时,比洛(当时仍是外事国务秘书)就似乎与首相霍恩洛厄达成一致,要求在场记者在没有得到政府正式公布的官方文本前不得发布关于此演讲的报道。记者们默许了这一安排,当晚公布的官方说法包括了一些语录片段,但只字未提“匈奴”和“不要心慈手软”。然而,管控在场聆听者的记忆是不可能的。除了士兵,当时在海港区聚集了2 000~3 000 名的观众,他们携带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短句离开。“不讲慈悲、不留情面”这样的字句好像被记在了军用列车上,传遍了整个德意志帝国。当比洛察觉到民间流传的关于威廉言论(真实的)谣言时,试图通过公布第二个包含“不留情面”这种短语的“官方版本”,以此重获主动权,但他仍然对“匈奴”只字未提。然而,与此同时,不来梅地区内的大量报纸上刊载了第三个版本的演讲内容。   这来源于演说发表时在场的一名记者所撰写的报道,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不愿意遵守比洛的指示。这一版本逐字逐句地展现了威廉演讲的原貌,包含了与“仁慈”和“匈奴”相关的段落。文本间的互相矛盾和逻辑不一致表明威廉可能已经(像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稳妥的演讲稿,开始就近几周来他密切关注的事件即兴发挥,即欧洲公使馆在中国受到义和团的攻击(这引发了欧洲媒体报道此类事件的浪潮),因此他们有必要杀鸡儆猴。然而,他关于“仁慈”和“俘虏”的言论也反映了一个被更广泛关注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文明”军队与那些狂热团体的关系,很多当时的人都曾在发生于现今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运动中见识过这些起义军。1899 年围绕海牙公约的制定和批准所展开的争论展现并激发了当时的人对区别军队“文明”行为及“野蛮”行径的高度意识。威廉总是对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颇为关切,也许他也意识到了1898 年英国军队遵照基奇纳的命令在苏丹恩图曼实施的暴行?—当时受伤的马赫迪囚犯惨遭集体屠杀,理由是即使是受伤的俘虏,他们仍然对英国军队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在7 月中旬的欧洲报纸上,那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作家利用西方读者所谓的中国人很野蛮的偏见,对中国义和团“可怕暴行”的规模及程度进行了猜测,由此触发的“谣言恐慌”使人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聚焦于所有这些问题。   在比洛于魏玛共和国早期写就的回忆录里,他将不来梅演讲描述成“那时最糟糕的演讲,也许还是威廉二世(迄今为止)做过的演讲中最丢脸的一次”。比洛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英国战时政治宣传拿不来梅演讲关于“匈奴”的主题大做文章,并成功地将这一套应用在德意志军队身上。然而,正如贝恩德·索瑟曼所言,那时各方对于演讲的评价褒贬不一。首相霍恩洛厄在一篇日志中赞扬其为“热情激昂的演讲”,认为皇帝在士兵和其他所有志愿者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际,激励了他们。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德意志驻巴黎大使,那场演讲“给法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德意志媒体的评价则各不相同,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主义组织倾向于谴责其鼓励抛弃慈悲的反人道主义思想,而保守派人士和部分国家自由主义报纸则为君王的话语辩解,认为这是为德意志士兵即将在一个不遵循现代战争法则的国度面临的艰难困苦所做的正当准备。   德意志国会内部也正为远征中国的是非曲直吵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当关于欧洲军队在中国乡村犯下暴行的报道逐渐见于德意志报端之时),威廉的演说本身成了政治辩论的对象。这打破了议会将君主本人排除在政治讨论之外的惯例,因而标志着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受人敬仰的德国国会议长弗朗茨·克萨维尔·格拉夫·冯·巴勒施特雷姆(Franz Xaver Graf von Ballestrem)伯爵亲自批准变更了这一政策。1900 年1 月27 日,正值威廉41 岁生辰,巴勒施特雷姆发表了一场演说,在国会全体人员面前宣称这全然是君王的意思,要求在座诸位必须“重视、思考”演说内容,“并由所有占据席位的那些人讨论,尤其是德意志帝国人民代表”。国会代表们毫不迟疑地对国会与皇权之间拓展出的新关系加以利用。11 月19 日,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塔·倍倍尔当众宣读了政府公布的官方版演讲内容,强调能为议会提供消遣的“匈奴”相关段落由于“某些原因被遗漏了”,还敏锐地批判了演讲中带有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必胜主义的情感色彩(威廉特意暗示过反义和团远征可能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左翼自由主义领袖欧根·里希特在翌日的演讲中,强调了君王演讲的宪政意义。里希特指出,“在位君王”比他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广泛地运用了“纲领性公开声明”,并批评首相未能合理控制皇帝的公开露面。对于未来,里希特这样建议,“君王(应该)起用可靠的大臣确认这类程序性发言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新任首相,比洛回应说,宪法要求他履行的职责仅是为君王下达的法令和圣旨负责,而不为其公开演讲担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未来会在道义上肩负起对君王演讲的“全部责任”。他还坚称君王“作为一名军人而非外交官”在不来梅为即将启程的军队所做的演说是相当恰到好处的。在比洛讲话两天后,奥伊伦堡在一封便笺上向威廉开火,恳求他:“压抑(自己),不要再广播任何圣言了—不管是民事还是军事性质的,只要这些话语可能以任何形式产生刺激或惹恼他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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